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抽检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粮食加工品,乳制品和食用农产品等5类食品2111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2072批次、不合格样品39批次,涉及微生物、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指标,重庆共有两批次在列。1月9日记者走访了位于沙坪坝区陈家湾农贸市场和渝中区“日月光中心广场”的两家商户。

2018年,全国渔业渔政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及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等有关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持续推进渔业绿色、安全、融合、开放、规范发展,渔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渔业渔政工作呈现“十大亮点”。

□林永生 吴其倡 袁明扬

在沙坪坝区陈家湾农贸市场猪肉摊位,记者看到来往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在本次抽检中,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湾农贸市场某猪肉摊销售的宝肋肉和后腿肉,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一、养殖业绿色发展稳步推进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设计实施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变“绿
水青山”为“金山银山”,推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环境经济政策是指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用财政、税费、信贷、保险等经济手段,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调节,
以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愈发突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之间关系成为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着力解决的关键课题之一,环境保护亦不例外。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结合国际环保政策的变化趋势,梳理归纳中国
环境经济政策的演化特征,识别趋势规律,发现存在问题,给出对策建议,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猪肉都是正规屠宰场宰杀的,经过了检疫盖章,一直是长期合作,我们也想不到、也分辨不了猪肉里抗生素含量不对啊,我们也是受害者。”该猪肉摊老板表示,对于抗生素是否超标,作为售卖者并没有什么办法来确认,只能通过检疫章来确认猪肉是否合格。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发布工作全面推进,《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印发,规划编制发布任务细化到县。各地积极行动,层层落实,抓好人民政府发文颁布的“最后一公里”。前三季度,
1172个水产养殖重点县完成规划编制工作,487个县完成规划发布工作。

国际环保政策的变化趋势

记者随机采访了买肉的市民黄小姐,黄小姐表示,自己只知道怎么分辨猪肉是否新鲜,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也不清楚如果猪肉中抗生素不符合规定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水产养殖绿色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于近期印发,明确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制定重要举措、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水产养殖环境问题治理加快攻坚,水产养殖生产坚持依法科学合理规范。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反思传统工业文明、特别是粗放增长方式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绿色运动兴起,随后各国陆续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环境立法和宣传教育之外,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命令控制手段,通常表现为设置统一的能效与环境标准,更直接地限制产量、控制价格或实施行政处罚等,多体现计划思维;另一类是主要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环境税、节能环保补贴、排放权交易等措施,主要反映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念。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治污思路和手段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是由命令控制手段转向主要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通常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这种转向的分界点。

渝中区“日月光中心广场”L1层某商铺经理对记者表示,在相关部门要求下,该店已经对之前被抽检不合格的乌鱼即黑鱼等产品进行了整改,对水产供货商以及水产产地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深入开展,突出绿色兴渔,推进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加快网箱粪污残饵收集等环保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推进养殖网箱网围布局景观化,推广以渔净水,打造一批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典范。全年共创建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1260个、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10个。

1.命令控制手段曾经颇受欢迎。命令控制手段包括标准、命令和禁令,又可分为技术规制和执行规制。技术规制时,排污者基本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彼此之间不能进行排污许可证或排放权交易,环保当局强制指定了污染控制方法和技术,排污者丧失随时间降低成本和提高污染控制效率的机会。执行规制是对产量或污染物排放量强制实行某种限制的一种规制,在执行标准条件下,企业灵活性大大增强。

该经理对记者表示,对于鱼的品质,他们只能靠肉眼分辨,供货商是长期合作的,以前从未出现过问题。该经理认为,品质的控制源头在产品的养殖产地,作为商家来说,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养殖户提出更高的标准,也希望能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大家一起努力保障市民的食品安全。

大型智能养殖装备试验示范不断推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积极打造深远海“养殖航母”,世界最大的全潜式大型网箱、亚洲第一大深远海智能网箱“深蓝1号”在山东成功建造并下水。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项目资金2亿元,支持浙江、山东等8省市推广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在20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几乎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支持采用命令控制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对排污企业或相关行业协会而言,能效或环境标准给企业增加的额外成本更低且利于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因为这些标准的设定通常参考现有企业或行业中的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还要求采用新的资源或技术设备等。再比如,很多环保组织也比较反对经济激励工具,可能是哲学理念上的原因,环保主义者通常把环境税或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理解为“污染通行证”。此外,环保机构认为,即便环境税或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能够降低污染物的总体排放水平,但却易于导致污染物排放集中于某个地区,造成“集聚效应”或说“热点效应”。

专家提醒

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持续加强,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试点范围扩大到天津、安徽、浙江、山东、广东5省市。全面实施《国家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对阳性场进行净化处理,全年未发生重大水生动物疫情。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平稳向好,全年未出现重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9.6%。

2.环境经济政策逐渐为人认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多倡导使用经济激励工具而非命令控制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科斯定理产生之前,对于环境领域因负外部性引致的污染问题,经济学界提议的主要解决办法就是征税,监管者对每单位污染物征收在数量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就能确保排污者会把他们造成的污染损害内部化,从而实现最优的污染水平。科斯定理提出以后,人们对于环境污染有了新的成因分析和治理思路,通过重新界定那些初始被模糊定义的产权来加强环境保护成为可能。如果清洁的空气和水能够作为一种财产形式,所有者的相应产权能够在市场上交易,那么私人部门能够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这种财产。克罗克·汤玛斯(1966)和戴尔斯(1968)分别提出了一种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体系,这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市场化的解决途径:监管者只需要设定允许的总排放量,依据相应的排放限额分配权利,并且允许个体排放源去交易排污许可直到达成最优配置。因此,理论上讲,设计很好的污染税或可交易的许可证体系,就能将实现某一特定环保水平的总成本降到最低。

重庆市人民医院营养科刘莉:有些养猪户会对牲畜使用抗生素类药物防止其感染猪瘟等疾病,对猪用了抗生素后,猪肉里会有残留,长期食用这种肉,市民无形中就相当于食用了抗生素,继而产生耐药性,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二、资源总量管理取得实效

解决污染控制问题需要某种程度的放权,有效的污染物排放取决于企业的成本和收益特征,这是以往的环境规制部门通常容易忽略的。放权也就意味着采用经济激励工具,一旦放权,排污数量就会变成企业的战略选择行为。从目前趋势来看,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环境经济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环保署开始引入可交易的许可证概念,旨在控制地区性空气污染。20世纪80年代,这种政策被正式使用,主要用于淘汰含铅汽油以及破坏臭氧层的一些空气污染物。步骤最明显的就是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过程中实施的、旨在控制酸雨的SO2排放权交易,目标是到2020年美国实现SO2排放量较1980年减少50%。总之,在世界各国控制污染的努力和探索实践过程中,利用市场机制与规律的信号激励作用去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刘莉提醒市民,含有抗生素的猪肉是没有办法肉眼分辨的,消费者尽量在证照齐全的正规商铺购买盖有检疫章的猪肉食用。

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双控”深入推进,减船转产工作顺利实施。全国首次渔船集中拆解活动在广东举行,转产渔民现场喜领减船补助资金。截止2018年底,中央财政安排资金40亿元用于支持减船转产,全国共完成渔船拆解17000余艘、压减功率100多万千瓦,分别完成“十三五”压减目标的86%和69%,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海洋捕捞渔船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有意思的是,为何过去支持命令控制手段的各方都开始逐渐接受并转而支持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了呢?经济学家们乐于相信,一是人们对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解日益加深,逐渐认可并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治污成本持续增加,使得政府开始关注政策工具本身的成本有效性,环境经济政策在这方面显然更有优势。

同时,刘莉也提醒养殖户,猪不能长期持续使用抗生素,使用了抗生素的猪,应在停用抗生素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宰杀。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修订发布,对渔船管理和捕捞许可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启动渔船分类分区管理,实行以船长为标准的渔船分类方法,下放小型渔船“双控”指标制定权和管理权,明确以底拖网禁渔区线为界进行渔船分区作业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和渔船建造、购置、报废、船籍港管理制度。

1.种类齐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排污费,随着环保工作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政策措施不断涌现,种类渐趋齐全。198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成立国务院下属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并将环保能力建设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投资计划。补贴与专项资金等财政手段,同排污费征收一道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里中国最主要的两种环境经济政策。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重视研究并实施绿色税收制度。2006年发布的《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也提上日程。此后,环境责任保险从试点发展到对部分行业强制实行,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组成部分。随着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绿色信贷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也正式进入环境经济政策的大篮子。绿色信贷鼓励向环境友好型企业适当放宽授信额度,对高污染高风险企业严控信贷增长,以达到节能减排,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目的。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引入也是环境经济政策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后逐渐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2017年,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逐步建立全国各行业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此外诸如生态补偿、绿色采购、绿色价格等政策也都相继发展起来。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限额捕捞试点全面推进,浙江浙北渔场梭子蟹、山东莱州湾海蜇、辽宁普兰店对虾、福建漳厦海域笼壶作业、广东珠江口蓝蛤限额捕捞试点全面启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捕捞量控制、专项捕捞、定点交易、渔获物统计和监管、观察员派驻等制度不断建立健全。

2.内容丰富。中国早期环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工业“三废”治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环境问题凸显,环境经济政策涉及的内容日益丰富,逐渐向各个领域延伸,成为涵盖城市与农村,横跨生产、流通与消费环节的全方位政策体系。

违规渔具清理整治深入开展,首次启动清理整治“清网”行动,各地开展自查和交叉执法,聚焦禁用渔具和违规使用拖网等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执法,签订渔船渔机渔具行业自律承诺书,全年清理取缔违规渔具50万余张。

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汽车尾气排放问题越来越严重。2010年,国家开始运用财政手段对节能环保汽车进行补贴。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印发的《“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推广实施细则》就提出,“对消费者购买节能汽车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补助标准为3000元/辆,由生产企业在销售时兑付给购买者。”与此同时,配套税收政策也及时跟进,《关于减征1.6升以下排量乘用车辆购置税的通知》指出,“对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三、稻渔综合种养再上新台阶

农村环境治理近年来也受到各界高度关注。2009年出台了《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又进一步扩展,针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农村典型的环境问题安排了专项资金。

稻渔综合种养工作深入推进,开展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创建,全国17个省份申报创建示范区45个。《中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报告》首次发布,总结提出稻渔综合种养五大发展阶段和稻鱼、稻蟹、稻虾、稻鳖等7大类24种典型技术模式,成为产业发展的权威报告。成功举办全国稻渔综合种养现场观摩交流活动,推进产学研对接融合。

较之于以往政策多关注企业排污等末端治理,新时代的环境经济政策对生产前端的问题也重视起来。脱硝脱硫电价附加的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建立,光伏发电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推广、清洁能源发电的价格补贴,无一不在起点上就强调绿色生产。此外,中国环境经济政策还注重消费领域,力求通过价格机制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的方式。2011年起,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2013年起,城镇居民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相继推行。除此之外,环保部还联合商务部、工信部于2014年发布了《企业绿色采购指南》,引导企业实行全流程的绿色采购,包括包装、物流、使用、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的环境保护,这意味着流通环节的绿色化也进入了环境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内。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扶贫蓬勃开展,云南红河州、内蒙古兴安盟、黑龙江泰来、贵州铜仁和遵义、陕西延安、四川老凉山等地积极开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指导与培训,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湖南永顺县颗砂乡开展稻渔综合种养扶贫项目示范,取得“亩产千斤优质稻、亩产百斤生态鱼”的佳绩。黑龙江和吉林开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示范工作,示范带动两省稻渔综合种养发展。

3.强调市场。和国际趋势相仿,中国早期的污染治理也多采用命令控制手段,简单直接,行政色彩较浓,往往不够灵活。不过,随着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也开始重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激励和引导企业、消费者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关于这一特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引进和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合法的排污权,并允许该权利在经济主体间自由交易,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引进试点,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逐渐推广,再到2017年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施行的范围越来越大。

2018年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增加400多万亩、增幅超过15%,总面积达3200多万亩,稳定1600万吨优质稻谷和100多万吨生态水产品产量,带动农民增收超过550亿元,
稻渔综合种养被群众喜称为“小粮仓、小银行、小水库、小环保厂”,全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进入高效发展阶段。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强调市场的另一表现,就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以垃圾污水处理厂为例,此前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工厂多存在效益低下、运行维护不力等问题。2002年起,中国开始推行特许经营制度,随后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垃圾污水处理领域,大大提高了环境设施的生产效率。最近五年,相关政策更是频频提及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这对于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发改委2014年下发文件表示“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均可推行PPP模式”;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中提出“对可经营性好的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采取特许经营、委托运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通过资产租赁、转让产权、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2015年,财政部与环保部又提出“要合理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要积极引入社会资金”;2015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对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在财政上予以倾斜支持;发改委支持燃煤电厂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采用特许经营和委托经营的方式,鼓励发挥环境服务公司的专业优势。

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

4.注重配合。中国环境经济政策还注重与其他环保工具之间的配合。其他环保工具,除了前文所述的命令控制手段,还包括环境立法、环境教育等。环境立法是环保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中国自1979年颁布实施《环境保护法》以来,环境立法持续稳步推进,立法数量日益增加。特别是进入21世纪,环保立法更加密集。以10年跨度为计,1980年至1989年共有5部环保法律,1990年至1999年为5部,2000年至2009年有13部,2010年至今已出台9部环保法律,中国环保事业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此外,环境教育也受到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部门通过海报、视频、科普知识等推广环保理念。

远洋渔业规范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以“零容忍”态度对经调查核实的32家违规远洋渔业企业、59艘违规渔船及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进行处罚,取消或暂停发生重大违规事件的5家远洋渔业企业从业资格。建立远洋渔船专家论证制度,经公开申报、专家论证、择优批准,在部分海域适度增加船队规模。

现存问题与对策建议

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渔业活动,妥善处置外籍渔船非法转载南极犬牙鱼案件,依法扣押外籍渔船“安德烈”号非法转载货物,组织对涉案南极犬牙鱼货物进行公开拍卖,将拍卖款165万元捐给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中国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

不过,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调整和完善。

双边远洋渔业合作深入推进,举办首届中国—塞拉利昂渔业混合委员会会议,举办第一届中国—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渔业联合委员会会议,签署首份中桑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南极磷虾资源规模化开发加快推进,成功派船赴南极海域58区实施探捕。远洋渔业履约能力不断加强,在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中履约分数名列前茅。

1.部分政策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2008年前后,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世界范围内亟待寻求新的产业引擎。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倡导和推广绿色经济,各国纷纷颁布绿色新政,兴起绿色潮浪,中国也先后实施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以及碳交易等一系列绿色金融制度。但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原因较为复杂,既因为相关金融企业或部门对绿色发展的决心和认识不够,也和中国节能环保产业自身发展不成熟、盈利性不高有关,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宏观政策不到位。比如,碳排放权的初始指标分配、强制性减排约束、以及后期的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等问题均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五、资源养护工作不断加强

2.现有环境保护税在征税对象、污染物种类、征收标准等方面仍需优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国“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这意味着中国的环境保护税将主要针对工业源污染物排放,对生活源污染物影响有限。即便在工业源污染物方面,中国环境保护税主要是依据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音等主要污染物类型及其相应污染物中的危险成分制定征收标准,而没有考虑不同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行业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因为排污单位根据其产品供求弹性的大小能够不同程度转嫁环境税负,进而影响环境税对企业生产和排污决策的效力。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提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等目标。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隆重举行,向全社会发出《保护生命长江武汉宣言》和《保护长江生物资源
共建美丽生命长江倡议书》。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得益于环境经济政策不断发展演化,渐趋科学合理并注重与其他环保工具间的配合,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展望未来,通过加强环保、财政、金融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破除政策壁垒,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同时进一步优化环境保护税的税制设计,必将使得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更加完善,在生态环保领域体现政府调控与市场决定作用的有机结合,最终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渔业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加快完善,首次发布黄河流域禁渔期制度,规定4月1日起黄河流域实行为期三个月的禁渔期,填补了黄河流域性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政策的空白。首次发布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标准及幼鱼比例管理规定,公布带鱼、小黄鱼等15个品种最小可捕规格,规定单航次渔获物中幼鱼最高限制比例,切实加强幼鱼资源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旗舰物种保护不断加强,全国斑海豹保护联盟和海龟保护联盟相继成立,发布《海龟保护行动计划》,印发CITES公约附录物种国内核准目录。五部门联合开展海龟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查获救助海龟28只、处理行政案件12起、移交司法案件3起。举办第九届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活动,组织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世界海龟日科普教育,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资源增殖放流深入开展,第四届“全国放鱼日”活动在江西鄱阳湖举办,在河南、辽宁、福建、青海等省分别举办省部联办增殖放流活动,全年增殖放流苗种超过300亿尾。加强增殖放流规范管理,设立放流苗种供应单位违规通报制度,确保增殖放流效果。

六、海洋牧场建设进入新阶段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海洋牧场建设为重点,推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组织召开首次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全方位展示海洋牧场建设新装备、新要素,理清现代海洋牧场新思路、新理念。成功举办首次海洋牧场国际展览会,全面展示海洋牧场建设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推广海洋大省山东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新模式,为全国海洋牧场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海洋牧场建设全面推进,注重规划引领,明确以我国近海“一带”和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多区”为重点的海洋牧场布局。注重示范带动,开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示范创建,截至2018年底,共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86个。注重规范发展,发布《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评价办法》,加强海洋牧场后续监管。注重资金投入,截至2018年底,中央财政补助16.9亿元支持70个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洋牧场海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响亮名片。

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233个,投放鱼礁超过6094万空立方米,据专家测算,每年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19亿元,通过贝藻类增殖养殖,年可固碳19.4万吨、消氮1.7万吨、减磷1690吨,生态效益超过600亿元。

七、“亮剑2018”行动成效显著

“亮剑2018”渔政系列专项执法内容扩大到9大领域,首次开展黄河全流域、国家级保护区、近海养殖水域滩涂、海洋渔船规范管理等专项执法行动,实现了海洋、大江大河、内陆边境交界水域和重点水域渔政专项执法行动全覆盖。

伏季休渔执法行动保持“最严”,加强异地休渔渔船管理和群众举报案件的查办,通报十大违法典型案例,组织沿海11省开展交叉执法督察活动。各地查办违法违规涉案人员1.09万人,没收违法渔获物3867.56吨。

黄河禁渔执法行动首战告捷,首次实施黄河全流域禁渔执法,沿黄9省集中研究、统一部署、同步行动。首次实施省际联合执法督察,邻省结对,在省际交界、共管水域开展联合执法巡航检查,对重点案件办理进行核查,狠抓执法落实落地。

取缔涉渔“三无”船舶战果扩大,加强工作协调,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全年各地共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9745艘,开展公开拆解活动345场。先后向公安机关移送涉黑涉恶线索300余条,山东、河北、广东等地一批涉黑涉案案件被查出,确保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顺利开展。

打击电鱼执法行动全面展开,针对电鱼活动多发频发、严重破坏资源、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从电鱼器具制造、销售和使用三个环节入手,部署开展打击电鱼专项执法。查处电鱼案件1.10万余件,没收销毁电捕鱼器具2.30万台。

“亮剑2018”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40.87万人次、执法车辆32.8万辆次,巡查里程222.52万海里,查获违规违法案件3.45万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356件、移送涉案人员8132名。

八、渔业国际合作展示新形象

周边渔业合作不断加强,突出周边共同渔业利益。开展中俄边境水域、中韩暂定措施水域、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殖放流,投放鲟鳇鱼、大小黄鱼等各类苗种8000多万尾,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养护渔业资源,强化我与周边国家合作正能量。开展中俄、中韩、中越、中日渔委会谈判,积极维护我周边渔业权益,稳定周边水域渔业秩序。

双边渔业合作不断拓展,突出渔业服务外交大局。对菲合作深入推进,向菲律宾赠送第二批东星斑鱼苗和淡水鱼苗,去年赠送鱼苗养成的成鱼成功游上了菲律宾国宴。参与中菲南海问题磋商机制,进一步推进渔业合作。开展中菲渔业技术培训和合作交流,为菲方培训渔业技术人员。开展渔业大国双边对话磋商,推动建立中欧海洋蓝色伙伴关系,签署中斐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多边渔业合作不断扩大,突出全球渔业治理中国声音。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关海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渔业、打击非法捕鱼等磋商谈判,积极协调加入南印度洋渔业协定,加强港口国措施、北极渔业、国际捕鲸等方面研究和合作对话,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国际渔业治理机制。

九、渔业产业扶贫深入推进

《2018年渔业扶贫及援疆援藏行动方案》发布,提出以深度贫困地区、定点扶贫地区、环京津和其他片区为重点,推进2018年渔业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任务落实。召开全国渔业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会议,成立渔业科技援藏工作组,举行渔业科技援藏启动仪式,推动构建资源养护和特有鱼类产业体系。

渔业产业扶贫深入推进,在云南省红河州举办哈尼梯田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扶贫技术培训活动,在甘肃省景泰县举办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典型模式现场观摩活动。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对定点扶贫地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新疆、西藏以及广西三江、云南红河等开展渔业产业扶贫技术示范的支持力度。

深入推进党组织结对帮扶和联学共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支持永顺县太坪村开展稻渔综合种养,帮助太坪村编制精准扶贫规划,调动社团组织支持太坪村基础设施建设。

十、沿海渔港建设规划正式印发

《全国沿海渔港建设规划》印发,明确全国沿海渔港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区域布局和建设内容,提出建设中心渔港64座、一级渔港85座,渔船安全避风容量从14.53万艘渔船增加到21.43万艘渔船,有效避风率从10级避风水平的43%提升到11级避风水平的70%,推动形成10大沿海渔港群、93个渔港经济区,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增万亿产值的产业规模,成为渔业的增长点和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规划》是建国以来国家发布的第一个全国性沿海渔港建设规划,也是开展沿海渔港建设工作的指导性和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了渔港经济区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沿海渔港建设和渔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