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媒报道,日本水产厅在12月27日接受采访时透露,在11月5日两艘疑似于日本鹿儿岛海域专属经济海域内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带着12名“登船检查”的日本渔政人员逃跑的事件中,实施追踪的日本渔政船“白萩丸”曾被大批疑似中国渔船的船只逼近。

昨天上午,福建平潭口岸首条“高雄-平潭”货运直航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来自台湾高雄的高速滚装货船在经历近9小时的航行后,顺利抵达福建平潭港口。这是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的”首秀”工作成就。

本文转自《半月谈》2018年第22期

日本渔政船“白萩丸”

据了解,首航使用的高速滚装货船前天下午从台湾高雄出发,昨天凌晨抵达福建平潭,并在上午8点正式入港,共运载了平潭商贸企业从高雄采购的87集装箱货柜商品,共700多吨,货值超1500万元,其中近500吨为水果、蔬菜、冰鲜冻品等农渔产品,供应春节年货市场需求。

导读

当时日本渔政船判断,如果与这批渔船展开对峙,则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所以最终日方渔政船并没有逮捕渔船船员,而是优先将日本渔政人员接回自己船上。

以往农渔产品从台湾高雄运送至福建平潭,需要从其他口岸中转,耗时在两到三天,而新航线航距178海里,使用的是高速滚装货船,航速是一般货船的2.5倍,航程仅需9小时,将大大利于农渔产品的保鲜。

合作社是零散村民以抱团形式发展规模现代农业、连接市场的有效载体,成为不少地方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地方为应付考核、套取补贴,盲目大办合作社,大量合作社沦为空壳合作社。

日本政府有关人员以及日本水产厅指出,在11月5日上午10点左右,当12名日本渔政工作人员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法为由登上中国渔船进行检查时,中国渔船突然“逃逸”,并且一边“逃跑”一边重新展开了捕鱼作业。

预计今年春节后,这条航线将进入常态化试运营。从平潭口岸进境的台湾鲜活类和冰鲜类水产品未来将供应至浙江、上海甚至是北京、天津等地区。

老百姓拉来凑数,有的不知情就入社了

在此期间,日本渔政船一边进行追踪,一边不断喊话要求中国渔船停船,追逐过程一直持续到晚上。此外,在接到求援请求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也在当日晚间加入了追踪,并也向中国渔船发出了停船的命令。然而就在此时,日方舰船发现,数十艘疑似为中国渔船的船只正在向他们逼近。

当前,合作社在农村到处可见,很多村还不止一家。东部某镇拥有20多个行政村,但是大大小小的合作社有近130家,平均每个村有四五家合作社。然而,据半月谈记者调查,近130家合作社中,仅有少数几家比较成功,80%以上都属于空壳合作社。

日媒指出,由于当时正值夜晚,周围一片漆黑,日方认为如果和大批渔船船员发生争执的话可能会出现危险状况。日方决定优先确保此时仍在中国渔船上的12名日本渔政人员的安全,于是他们决定中断检查,并停靠到了渔船旁边,将12名日方人员接回了渔政船上。

中部某省一经营渔业的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近两年一共办了3个合作社,一个渔业养殖合作社、两个茶叶种植合作社,都是空壳合作社,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其中一个还是当地政府以他的名义办的。“办理手续很简单,只需5户以上老百姓,就可以办理,这些老百姓拉来凑数,合作社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一人忙活。”

报道指出,日方称当时中国渔船已处在中日双方都可以进行捕鱼的海域。日方在这一海域无法对渔船进行强制性检查,然而日本渔政人员还是对中方船长进行了取证,但当时未能证实其实施了非法作业。渔船船长等人否认其非法捕鱼,并且一度对日方的监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过他们并没有对日方人员实施暴力。

东部某省一位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说,当时为了响应上面的要求,成立了两家合作社,相关文件手续是他一个人办的,后面找村民签字就行。

针对此事,日本外务省对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起恶性案件”。

只管办,不管经营。不少合作社雷声大雨点小,经营不善,不了了之。东部某省一基层干部说,他曾经办过两个合作社,但是目前已经名存实亡,想注销都很困难。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向中方有关部门进行了了解。据中方有关部门告,此事已过去50多天,中日双方已就此交换过意见。日方所称中国船只“越界捕捞”不属实,我们对日方水产部门进行所谓的“登船检查”表示不满。希望日方能够遵守《中日渔业协定》,切实尊重中方渔民的正当权利,不干扰中国渔船正常作业。”

东部某县农委主任认为,国家之所以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社,初衷是解决传统农业原子化、分散化、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谋求抱团发展的合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在,一些地方合作社办理门槛很低,只要到工商部门登记即可。很多地方随便拉几个人就可成立合作社,有的村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入社了。

考核、政绩、套利:空壳合作社背后的形式主义

基层干部反映,以前某些地方和部门考核基层部门时,经常要求成立多少合作社、农民入社率达到多少等,导致地方突击成立合作社、虚报合作社人数规模。

“牌子一挂,加分到手,考核完成,后面就不管了。”

“合作社有没有用先不管,先把牌子挂了应付考核再说,而且成立合作社也不用花多少钱,成本也低。”

这是半月谈记者常听到的空壳合作社的由来。

现在,虽然对合作社没有直接的考核任务,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干部和扶贫干部出于政绩宣传的考虑,仍热衷办合作社。

华南某省一驻村干部表示,“公司+合作社+农户”是常见的产业扶贫方式,虽然上级没有直接的合作社这项考评,但有产业考核要求。

“村里发展产业,最常见的就是注册合作社,然后动员贫困户入社,再以合作社的名义与企业签约,产业扶贫的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名驻村干部表示,发展合作社是产业扶贫最直接的展现形式,至少上级来检查时有说的。

某养猪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镇里的干部找上门,要求他成立合作社,让村里老百姓参加,然后给老百姓分红,他则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帮助,将困扰黑猪养殖基地的道路问题解决。这是好事儿,但他也直言,合作社不过是摆摆样子。

还有一些地方办理合作社是为了拿到政府补助。一位火龙果种植合作社老板坦言,他为了拿到政府对发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成立了合作社,招几个贫困户,“装点门面”。

“即便拿不到补助,也可以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欧洲杯线上买球,中部某养殖老板并不讳言。

合作社成为“一人社”,贫困户没有话语权

不少合作社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政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展产业过于急躁,在没有充分调动贫困户积极性的情况下,采取村干部、种养大户等牵头的方式组建合作社,导致贫困户在合作社中没有话语权,在管理、决策、分配等方面没有参与感,失去积极性,合作社往往成为“一人社”。

基层干部建议,应建立合作社风险共担机制,将合作社主要带头人和普通社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收益风险共担,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让大家觉得合作社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此外,还须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为减少动机不纯的空壳合作社数量,需要对合作社规范管理。随便成立一个合作社,如果不能发挥组织村民的作用,没有意义。

粤北一经营凉粉草的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不是合作社成立后就万事大吉了,关键是要帮助合作社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这样老百姓才能获得收益,才会更多地参与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