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列为重要内容作出专门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 本报记者 刘 涛

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决定》强调,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这指明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目标。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干部和一切公职人员,行使权力都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决定》全文52次提到监督,并作出专门部署,表明我们党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任务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清晰。

本报通讯员 李晓君 王雷

我在奥地利大使任上,亲历了柏林墙倒塌前后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八大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我们党对监督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提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并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监督体制和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监督渠道不断拓宽。

秋日的宁阳大地上,片片绿林映入眼帘,昔日沟壑纵横的茂公山栽满了漫山遍野的果树,情侣山遍植了郁郁葱葱的生态林,焕发着勃勃生机。

文/杨成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管党治党兴党,解答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性课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果园里谱写富民歌

发于2019.11.11总第923期《中国新闻周刊》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目标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它统领和贯穿包括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内的其它12个方面。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首要的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必须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个“魂”,从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不断强化党的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领导,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纪检监察监督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通过对全体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

眼下正是红富士苹果的收获期,在宁阳县东庄镇王家庄村苹果基地里,农民忙着采摘、包装、发货,苹果成了村里的致富果。

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2个月零27天的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宣布开放。

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只有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才能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决定》指出,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落实《决定》部署,必须进一步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监督权利。

王家庄村2011年成立了宁阳县凤仙山林果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810人,采取“支部+合作社+林果种植基地”的方式,成立了30余人的专业技术服务队,实行挖穴、购苗、栽植、浇水、修剪、打药、销售“七统一”的管理模式。把果园分成10亩、20亩的标准单元,由农户包管,合作社管生产标准,农户按标准作业,按劳计酬。

从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只用了短短三百多天时间。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国家。

责任编辑:刘迅

“村民拿地入股的按股获取红利,提供劳务的获取劳务费,新鲜的苹果通过合作社销售平台获取收益。”王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闫清营说。农民愿意把土地交到合作社,拿地入股,并从事劳务活动。合作社负责开市场、创品牌,建立利益联动机制,让各方共同受益。

我从中学开始学德文,解放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德国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驻西德使馆、东德使馆和讲德语的奥地利使馆工作了近15年。柏林墙倒塌后,为研究德国统一问题,我奉国务院之命,率调研小组前往两德考察。可以说,德国的分裂和统一、柏林墙的修建和倒塌,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着扯不断的不解之缘。

正是这种创新模式让王家庄村的百姓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也吸引了大量在外打工的人回到家乡。目前,王家庄村以土地入股的有200多户,成了真正的苹果专业村。

初见柏林

丘陵薄地变身田园综合体

1956年,东德党政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出席中共八大,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奉命为他担任翻译。

堽城镇刘伶、住山、侯家庄、大张、得时等村地处山区丘陵,周边被马山、茂公山、皮山等环绕,土地贫瘠,村民保持着传统的耕作方式,每亩平均年收益只有300元。

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多少有些保留。在上海,他参观申新九厂时,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经过国家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低声对我说:“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当时,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为乌布利希想要讲话,趋前问他,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随后他悄悄对我说:“这只是对你说的。”

在泰安华健德利尔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看来,丘陵地、离公路近、水不好引等,是农民眼里的劣势,但起伏的地形、优美的环境却正好符合建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定位。去年公司流转了1200亩土地发展苹果种植,为山区发展带来新希望。

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为他当翻译。初次走进异国,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

2018年,宁阳县围绕“苗彩果香,森林宁阳”的工作思路,把山区开发、荒山绿化作为强村富民的有效途径,按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的原则,科学规划,分步实施,计划利用三年时间重点在环山路两侧新发展大枣、核桃、苹果、杏等生态经济林10万亩,奏响绿色富民曲。

在柏林市,坐汽车游览市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房屋整洁,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

为更好地支持10万亩经济林建设,宁阳县统筹各部门资源,将政策、项目向中东部环山路两侧经济林开发基地倾斜,争取经济林发展到哪里,水、电、路就通到哪里。目前南部山区已流转4个村土地2462亩。得时村建立了元丰核桃基地,先后发展核桃种植1000多亩;大张村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综合利用,建立苹果种植基地。

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我们小心地注意着,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

林果产业一路飘香

当时,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到60年代有30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

在今年9月份举办的第16届林产品交易会上,宁阳“黑果花楸52°露酒”“香玲核桃”“圆红枣”“鲜长红枣”等多个林产品斩获金奖,打响宁阳林产品的品牌。

正是这位乌布利希,1961年决定修建柏林墙。

“黑果花楸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和多酚,是集食用、药用、生态为一身的珍贵树种,市场前景非常好!”在磁窑镇茂义村黑果花楸生产繁育基地,基地负责人张存国说。去年他们成片栽植了700余亩黑果花楸,春天开白色的小花,远远看去一片花海,而到了秋天,叶子变得通红,就像枫叶一样,极具观赏性。基地还建起酿酒厂,对果实进行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

经过周密的筹划,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修建起了长达一百余公里、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柏林墙。柏林墙的修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

银杏过去一直是以繁育栽培绿化为主,现在磁窑镇后李村的银杏,却主要是用于提取药物。“提取的银杏叶里的双黄酮,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疗效。”项目负责人纪成熙介绍,这片近300亩的银杏新品种研发选育栽植基地,由他所在的泰安红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合作共建。

这期间,东德政府除了修建柏林墙、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新品种的引进和发展,宁阳县还加大对林产品的宣传和推介,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展电商。作为劳务输出大镇,鹤山镇探索“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新业态,于2018年开发“家在鹤山”微信小程序,让上万名外出务工人员进驻平台,依托线下商城“鹤山物语”,让在外游子也能买到家乡特产。

在西德大使馆

“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让新品种释放发展潜力,让林果产业焕发新活力。”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主任韩长海说。自2018年起,全县盘活闲置山地、丘陵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生产,现已累计发展各类特色经济林22.08万亩,从业人员达到1.25万人,人均年创收2万元。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日趋加剧,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系也日趋疏远。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

[责任编辑:杨凡、怀初侠]

1973年初,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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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西德,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责任编辑:刘迅

我从北京出发,直飞西德。是日天气晴朗,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通过机舱窗口,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布,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

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余万的小城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

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喝咖啡,聊天。我了解到,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过近30年的建设,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

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建房,看着他们的房子“长”起来。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盖起一层楼,有钱了再加盖一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德国梦”。

我到西德半年后,1973年7月,东德党政领导人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

乌布利希1971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担任主席这一名誉职务。埃里希·昂纳克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

责任编辑:刘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