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艺术家邱志杰的《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展览,对于自杀者的引导和干预是一个社会话题。贾树华在大量研究和调查中发现,更为残酷的是,自杀者并非“一了百了”,…

贾树华的团队在农村挨家挨户走访,倾听他们的故事和需求。老年人是中国农村留守的主力人群,他们除了有严重的慢性疾病外,还有很多难以启齿的心理疾病,老伴和亲友陆续去世,孤…

下午二时的开市时间将近,摊主们才陆陆续续赶到,大家并不急着摆摊开卖,而是一边彼此热络地打着招呼,一边不紧不慢地将自家种的鲜摘蔬果、农场走地鸡下的鸡蛋,甚至自己手工做的酸奶、饼干郑重…

2008年艺术家邱志杰的《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展览,对于自杀者的引导和干预是一个社会话题。贾树华在大量研究和调查中发现,更为残酷的是,自杀者并非一了百了,平均每位自杀者可能会带来20个或者更多的自杀未遂者;每位自杀未遂者,至少会影响6位家属和亲友的生活。(CFP/图)

贾树华的团队在农村挨家挨户走访,倾听他们的故事和需求。老年人是中国农村留守的主力人群,他们除了有严重的慢性疾病外,还有很多难以启齿的心理疾病,老伴和亲友陆续去世,孤独、贫穷、儿女不孝,加上缺乏信仰,很多老人不是等死,就是盼死。老人的抑郁、焦虑和绝望加剧又得不到解决,就变成了求死,贾树华分析说,这是中国老年人自杀率高的原因。

来自沃土工坊的土面条,也是在市集上经常卖断货的热门食材。面条用传统土法手工制成,虽然卖相非常普通,但不少吃过一次的人都成为其忠实粉丝。他们的摊点上除了自家产品,还寄卖着他们一位忠实粉丝的外婆做的苹果醋,这便是市集的人情味。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说写《生死十日谈》是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中国的自杀死亡世界第一的说法,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这些新鲜的金银花藤来自黎先生的农场。黎先生本身是名医生,去年1月开始租地种菜、种药材。聊起开农场的初衷,黎先生直言是因为在医院看到太多病都是因为食物污染造成的。他的农场里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而是用自己调配的中药来去虫、施肥。

孙惠芬:我们每个人都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从没有人告诉我人生出来,奔着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让你往前奔,从屯街奔向小镇,从小镇再往县城,大城市,我们一程程奔着的,是一个个地名涵盖下的虚妄的空间,你也许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奔着的前方除了前方,没有实物,惟一的实物就是苍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关系一下子就发生了断裂,所谓人生意义也开始丧失。到最后,你发现,工作、事业什么都不再重要,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贾树华:2000年,中国官方报告的自杀死亡率(简称自杀率)为22.23/10万;2007年报告的中国大陆平均自杀率为27.8/10万,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

手工制作的环保香皂,非常质朴的感觉。

写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次有关我个人的心灵救赎。当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15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

2009年,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其中80%以上的自杀死亡发生在中国农村。

举办时间:每月第三个星期六

南方周末:你曾在老家基层挂职两年多,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不是世界最高的,但自杀死亡人数是世界第一。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21%,按照死亡率,那么自杀人数就占世界自杀总人数的44%。

举办地点:不固定

孙惠芬: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每每听起来都让人振奋的事情,在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新农村建设试点,国家投入很大,有的是整体移民搬迁,把沟沟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户补助一些钱,在一个地方集中盖房,修水泥路,上太阳能,安路灯。有的是在原来的村庄上整村推进,实现六化,硬化(水泥路)、绿化、净化、亮化、美化、气化(煤气)。

南方周末:中国自杀人群的特点是什么?

下午二时的开市时间将近,摊主们才陆陆续续赶到,大家并不急着摆摊开卖,而是一边彼此热络地打着招呼,一边不紧不慢地将自家种的鲜摘蔬果、农场走地鸡下的鸡蛋,甚至自己手工做的酸奶、饼干郑重其事地摆放好。每个摊点的品种并不多,花样也有限,但对于自家出品,每位摊主却不约而同地带着某种自豪感。广州每月一次的农夫市集,便在这样闲适从容的气氛中开启。

但这里边有很多现实的纠结,比如整体移民动迁,盖一座新房需要十几万,有的家庭没有积蓄,政府的补偿款根本不够;而家搬到外面,离自己家的果园、耕地更加远了,留守的老年人、儿童根本无法回到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贾树华:从全国报告的自杀率分析发现,有四大特点:一是世界上惟一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中国女性自杀人数占世界女性总自杀人数的56%;女性比男性高25%。

这个两年多前在广州悄然开市的市集,如今已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在食品安全屡曝负面的今天,倡导更健康、更安全的绿色食物理念的农夫市集可谓应运而生。在这里可以找到有机大米、手工制作的土面条、没有喷洒农药的蔬菜、没有吃过饲料的散养鸡和土鸡蛋关于食材的健康、绿色是市集上人们永远的交谈主题。虽然这里的食材价格比超市稍贵,但对于对餐桌食物安全忧心忡忡的都市一族来说,农夫市集无疑让他们看到了新希望。这也难怪在市集上经常能看到拖着买菜的拖车前来扫货的主妇身影。

我最初觉得,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应该听听农民的意见,不能让城里人决定农民的命运。可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这涉及谁是农民的主体,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父母。

二是农村明显高于城市,农村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而且,58%的自杀者是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

而每月一次去农夫市集赶集亦俨然成为城中乐活一族的周末生活新时尚。厌倦了包装产品高架林立的超市和货架上冷漠的价格牌的人们,每月一次,从城中的各个角落聚集到此,在弥散着柴米油盐醋的热闹烟火味中,试图找寻久违了的、带着乡土气息的人情味。

当今的农民后代,没有人还愿意在土地上劳作,分到手的农耕土地,你就是穷尽力气,也支撑不起他们绚丽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想,无一不是通过打拼,进城买房买楼。

三是年龄分布呈马鞍型双峰,15-24岁人群自杀率居世界第2位,自杀是该年龄段的首位死亡原因(19%);第二个高峰为65岁以上老年人,65-74岁自杀率居世界第3位;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年轻人。农村男性老人的自杀率高达140/10万-160/10万。

冒着热气的手工粽子、没有使用化肥自然熟的香蕉、青梅熬成的梅精市集上,摊主们一边热情地邀请你试吃品尝,一边像朋友般跟你聊这些食物是如何种植,如何制作而来。关于食物的交流向来是打破人与人之间陌生感最快的方式,这一点在市集上被反复证明。每一单交易都仿佛是一段友谊的开始,买卖双方似乎不再只是简单的交换关系。聊得高兴时,摊主甚至会再抓上一把青菜或一只香蕉塞在你兜里,就算你品尝许久却空手而去,摊主也不会将不悦写在脸上。

他们有的把土地留给父母,或荒在乡村;有的妻子留守,丈夫外出。这是真正让人纠结的地方,涉及第二个层面,新农村实现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可是乡村变成空巢,现代化了的一切谁来保护?他们的生活习惯谁来帮助改变?当他们无法成为发展农村的动力,那么新农村的未来在哪里?

四是42%-66%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曾患有各种精神疾病,但接受过精神科医生诊治的不到10%;西方则超过90%。

这里出售的东西不仅是贴上简单标签的商品,背后更是各有故事。对于远离乡土的人来说,农夫市集也让他们有机会亲近乡村,收获关于乡村的种种故事。在这里,你甚至可以和农夫们面对面交谈,聊聊收成,谈谈生计。这样看似不经意的邂逅,都足以让人们重拾对食物的珍惜,对乡村的尊重,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勾起对生活本质的思考。而在农夫市集的组织者们看来,让城市与乡村得以充分交流,不仅仅是农村问题的解决之道,更是城市可持续生活的要义之一。

南方周末:很多省份在试点土地流转,在让农民进城搞城镇化的同时,把农民土地收回,由专门的农业公司和农民联合体耕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中国式自杀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

对话

孙惠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政府提出发展沟域经济和现代农业,鼓励有钱人到农村投资,搞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吸引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贾树华:中国的自杀现象跟国外发达国家的自杀分布的确不一样。

饶琪弘,广州农夫市集发起人

一波又一波城市大老板来到乡村,他们分两种,有的确实有实力,在打拼中产生了精神的逆城市化,想回乡创业;有的,并无太大实力,但受到政策补贴诱惑,想用投资套政策赚钱。

在高收入国家心理解剖研究一致发现,至少有90%死于自杀的人,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内患有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酒精依赖等。而在中国,精神障碍率的自杀死者大大降低。

问:当初发起组织农夫市集的初衷是怎样的?

第一种人,他们干起来了,轰轰烈烈,从农民手中流转了大面积土地,甚至当上了乡村的领导人,成为了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模范和典型,因为他们,农民不出门就能赚到钱。可是农民的忧虑依然存在,这些城市的投资者们家都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未必愿意到乡村发展事业,他们也许有一天突然抽身而去?即使不考虑长远,这种能吸引投资的村庄也并不普遍,大多村庄没有这样的机遇和条件。

我们对120例15-36岁农村自杀死亡青年的心理解剖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疾病患病率只有39%,全球最低。

答:做市集的缘起更多是因为城乡二元发展造成的城乡割裂。一方面,城市人找不到健康的食物,而另一方面农村生产的好东西又卖不出去。城市与农村越来越缺乏交流,而市集就像是一座桥梁,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市集,来形成社区支持农村,农村反哺社区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第二种人,他们也干起来了,轰轰烈烈地圈了地,他们特别想在政策的支持下发一笔大财,但他们的回乡行为里缺乏情感和资金的双重支持,当发现农业从投入到产出过于漫长,一两年以后,也就沉寂了下来,或者兴趣发生转移

但在解释研究数据结果上,美国的学者跟我们存在很大的分歧。分歧在哪儿?国外的学者的假设和解释是因为社会制度或文化的原因,比如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或男尊女卑的文化,农村没有精神病医生等,我们不同意。

问:将市集这样的形式带入城市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市集的回归给都市中的人们带来了何种影响?

南方周末:农民在这个环节中没有选择权。

南方周末:帮助自杀者,防范自杀,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在市集中,城市中的人通过与生产者的互动,潜移默化中会更关注生活的本质,会关注食物的来源和背后的故事,会更有人情味,而不是只关注大品牌。在主流的消费场所里,一切都只是商品,人们不知道它的来源。而市集,更有一种在地的社区感。

孙惠芬:任何一种变革,都总会有牺牲,然而在这牺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操纵者,他们不是人,而是政绩。

贾树华:中国农民的三个困境,依次是经济困境、精神困境、道德困境,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身上。

问:近年来农夫市集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假如有一天,大老板身心疲惫,为了自身生命退回城里,我们的农民该怎么办;当有一天,小老板无力经营,把流转出的土地丢弃撂荒,我们的农民怎么办。结果还是落在农民这边,于是再一次想,在这场改变农民的运动中,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农民的命运?

中国当代农民缺少自我教育的能力,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惟有靠进城出卖劳动力赚来不固定的工钱,但只要身体不好,或老板不给工钱,家里又没有田地的收入,甚至自己本有的一亩三分地也被流转换来了固定的一次性即可花掉的钱,在城市里又难以买下自己落脚的房子,这是中国社会当前和未来最大的社会问题和潜在危机。

答:我觉得挺好的。让大家的生活多了一种选择。让坚持生产好产品的人通过市集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有一个例子,他们是一对夫妇,在乡村散养庄河大骨鸡,他们不用任何化学饲料,由一百只发展到一千只,由一千只发展到两千只四千只,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是他们有一个造船厂的亲戚,在城里人都担心吃不到安全的鸡和鸡蛋时,造船厂企业的亲戚就鼓励这一对小两口为企业工人养安全的鸡,结果,他们的信誉受到呵护,他们的鸡场越来越大,荣誉感、自尊心和钱袋子也得到满足。

问题是,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哪里来?我坚定地认为,靠九年义务教育,真正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有可能唤醒一代又一代农民的觉悟和珍惜生命的意识,才谈得上生命的尊严和尊严地活着等问题。

张姐本来是名设计师,因为做的酸奶得到朋友们的一致好评,在大伙的怂恿下,一年多前她开始带着手工酸奶到市集练摊,经常是几十瓶酸奶不到一会儿便被抢购一空。如今,她又租了一小块农场养蜂。练摊之余,张姐也经常在市集上买有机蔬菜、有机食品,在她看来,市集的食材反而比商场超市更放心,也更有亲切感。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农民自己改变自己的可能,可是,如果没有亲戚,他们如何能做到跟城市的互动呢,政府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种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呢?事情确实非常复杂。

南方周末:就是精神扶贫。

这些纯手工生产,无添加的蜂蜜是由麻风病康复者养蜂生产。每一瓶的标签上都标有生产者的名字,标签背后记载着生产者的故事。而这些蜂蜜的义卖善款所得也将投入到致力于改善麻风康复者生活状况的综合康复项目中。

南方周末:更年轻的农村人,不会种地不回乡,城市也进不去,融入很困难。

贾树华: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很低,甚至我们的城市居民和政府官员,也并不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心理健康,还以为身体没有病就是健康。不知道心理压抑和不舒服还能治疗,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人生幸福的含义是什么。

孙惠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为了温饱和生存打转。我在家乡信访局,听到让人辛酸的案例,当年,人人都梦想着城市,一户农民托人把户口迁进城里,住到城郊,成为非农户,很多年来,他一直等着街道拆迁拿补偿住进高楼,结果二十几年过去,一直没能如愿。突然有一天,农村开始发养老金,六十岁就可以每个月拿钱,生病还有一定额度报销,他不是乡村户口,享受不了政府的政策照顾,于是便四处上访。

更要命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没有价值观支持体系,以为成功和幸福只有一个标准:当官和有钱就是成功。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的价值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学生是自杀的高危群体,也与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有关。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海边村子里的人,当年听说所在的乡政府要搞小城镇建设,就设法把户口迁进镇边,结果一等二等政府计划变了,而他迁出的村庄实行滩涂流转,每亩滩涂上万元补偿,他又上访,非要回到原来的村庄。可不用说政策上符不符合,单是原来村子里的人就坚决不同意。在发展变革中,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幸福观不再,农民的院落、门前的河、房后的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曾经是中国人传统梦寐以求的生活,现在却被嘲笑和被歧视。传统不再,电视机里的富人生活离他们很远,吃饱穿暖有房住的农民,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温暖与幸福,这是时代病。

南方周末:有没有你想不通的故事?

孙惠芬: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

《生死十日谈》第一个故事,婆媳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争吵,媳妇娇生惯养,天天上网,不做家务,她骂了婆婆,婆婆就自杀,喝了百草枯;媳妇吓坏了,喝了点豆腐的卤水死了。这个故事刚听时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处打探,理由自然就来了,比如儿子和媳妇是80后,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进城买楼生活,可公公习惯农村,讲派场,在农村盖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觉得对不住媳妇,把她当成宝贝一样养起来了,不让她干活,结果,宠惯得太厉害了,就发生了悲剧。

我写生死的最大动力,不是想让大家看到,农村多么落后、多么贫困,社会状况多么糟糕,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死去的人为什么死。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人如何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有些自杀者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虽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死的代价,但当尊严闪耀光芒的时候,你不能不之震动。

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