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鱼共生”的种养方式,如今听着已不陌生,可稻和鱼究竟是如何“共生”的?在崇明庙镇的上海江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里有几百亩“稻鱼共生”的水稻田,水稻生长期间,稻田的水中隐隐游动着许多五彩斑斓的鱼。这些鱼可不只是吃掉杂草和害虫那么简单,还大幅降低了水稻纹枯病、稻瘟病的发病几率,让水稻的种植方式更生态、产量更高。

前不久,新华社授权发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共116件。其中《长江保护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

黄河鲤与冠鲤的体型对照最近,一家美国公司宣布其转基因三文鱼已上市销售,这是第一种获准上人类餐桌的转基因动物产品。鲜为人知的是,全球最早培育成功转基因鱼的是中国科学家。那为什么中国的转基因鱼迟迟未能上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就此接受专访时说,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知识还需加强普及,打消公众的疑虑,推动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鲤鱼——冠鲤尽快“游”向人们的餐桌。转基因鱼和普通鲤鱼吃起来有啥不一样朱作言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介绍说,早在1983年他们就研究转基因鱼,1985年正式发表了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培育成功的论文,比西方同行领先3年以上。后来研究团队将草鱼生长因子的基因植入黄河鲤,经多代选育出冠鲤。他还记得初次品尝冠鲤时的口感:一条红烧冠鲤被端上餐桌,吃起来味道鲜美,肉质细嫩,“从口感上并不能区别冠鲤和黄河鲤”。“与对照组的鲤鱼比较,在同等养殖条件下,冠鲤生长速度更快,当年可达到上市规格,养殖周期缩短一半,减少养殖成本和人力投入,降低养殖风险;且冠鲤的品质与对照鲤相似,并没有因为长得快而不好吃。”朱作言说。冠鲤体内含有微量的草鱼生长激素北美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体内植入了鲑鱼家族中体型最大的太平洋奇努克三文鱼的生长激素基因,以促进其快速生长。与之相似,冠鲤体内植入了生长速度快的草鱼的基因。因此,冠鲤体内含有微量草鱼生长激素。但这不影响食用安全,吃一条冠鲤所摄入激素的量也只是相当于吃两条普通鲤鱼。并且鱼类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经过蒸、煮、炒等烹调加工后,就分解为氨基酸而失去激素的生理功能,并非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类固醇激素。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对冠鲤进行了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研究,系统评价并证实冠鲤与黄河鲤实质等同,食用同样安全。朱作言团队研究后发现,冠鲤生存力比普通鲤鱼低,即使与普通鲤鱼交配产生后代,也不会形成优势种群而带来“基因污染”。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也要考虑社会民意转基因三文鱼在北美上市前经历了漫长的审批流程。早在1989年,加拿大科学家就培育出了转基因三文鱼,但直到2010年美国药管局才确认这种三文鱼作为食品与传统三文鱼“一样安全”,对环境也不构成危害。又经过5年审批流程,美药管局于2015年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可供人类食用。半年后,加拿大监管机构也做出类似决定。不过,由于美国国内对转基因食品也有争议,以及一些人士为保护野生三文鱼市场而进行游说等因素,转基因三文鱼暂时未能在美国上市,只能先销往加拿大。朱作言说:“这充分说明,对包括转基因鱼在内的生物技术新产业的管理决策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也要考虑社会民意的接受程度。”转基因食品安全吗科学家这样解释情形一:将一种食品的基因转入另一种食品朱作言举例说:“比如黄金大米的基因,转的是维生素A前体类胡萝卜素的基因。把这样一个基因转到大米中去,大米本来不含类胡萝卜素,现在含了,像其他的胡萝卜一样,你说这有什么影响?”情形二:将非食物基因转入食物中朱作言表示,转基因还有一种情形是,原来吃的食物里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转进去了,大家可能有一点担心。比如说抗虫蛋白,这种基因转进水稻之后,就可以抗虫,少打农药。“田间有种很有效的除害虫农药就是这种抗虫蛋白农药。农民们在田间喷洒的时候,天女散花一样,这时候,喷药的人接触的量,是稻米中的量的成千上万倍。这个水稻中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含量。”

合作社负责人叫黄国超,是庙镇鸽龙村人。几年前刚接触农业时,他还只是“玩票”性质:“‘稻鱼共生’,不是随便什么鱼都可以。在投放稻花鱼之前,我曾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草鱼苗,结果没多过久,草鱼就把水稻秧苗都吃光了。交了这‘学费’之后,我才从浙江青田引进了稻花鱼。”黄国超告诉记者,前几年,他种几亩水稻、养一些稻花鱼,主要为了送给生意伙伴和朋友。“尤其是市区的朋友,看到崇明的农产品,喜欢得不得了!”

笔者认为,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除了执法不严,更深层原因在于:一是改革开放中因法制不健全导致历史环境问题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严重;二是由于立法分割缺乏系统统筹造成的立法空白;三是现有的专门法律相互间衔接和协调也有不足;四是体制机制不顺造成出现一些谁都无权管、谁都不愿管以及部门间监管尺度和标准不一致等问题。

稻花鱼又名田鱼,是鲤鱼的一个变种。顾名思义,“稻花鱼”就是“一种爱吃稻花的鱼”,稻田为稻花鱼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食物来源。鱼平时在深水区休息,饿了就在稻田浅水中穿梭吃稻花、虫子和草,可有效减少水稻虫害和草害的发生。另一方面,鱼的排泄物又是天然的有机肥。在这种“稻鱼共生”模式下,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也能保证水稻正常生长。

因此,《长江保护法》的制定需要以现实环境问题和上述立法问题为导向,体现特殊性规范要求和方法的综合性。这部法律的制定也是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形成后,按照现实需要开展立法整合的一个应用立法创新试点。

“稻鱼共生”在浙江等地有悠久的种养历史,并形成了稳定的消费市场,但在上海,知道稻花鱼的人并不多。至于为什么养稻花鱼能减少水稻病害,有专家推测是因为鱼的活动增加了水体流动,疏松了土壤,为水稻提供了更优良的生长环境——鱼游在“活水”里,水稻也长在“活水”和“活土”里。

1 立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近来,黄国超看到崇明发展不用化学肥料、不施化学农药的“两无化”水稻的消息,心里暗喜:“我用的‘稻鱼共生’模式,不也是‘两无化’水稻吗?”

关于立法定位,首先,应当定位为“保护”法,内容要以如何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展开。为了维护法律的衔接性,也要设立对长江流域开发利用的原则性或者宣誓性规定。

既然人人都爱绿色农产品,“两无化”水稻又是崇明今后的发展方向,黄国超决定在庙镇发展200多亩“稻鱼共生”的水稻田。“不少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把时间精力投入到风险高、收益低的农业上,可我却不这么认为。只要路子对,农业一样能赚钱。”大规模推广“稻鱼共生”后,黄国超就像着了魔,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基本都“泡”在了农田里,每天都开着车在田间小道上转悠,查看水稻和鱼的长势,本就黝黑的皮肤晒得更黑了。

其次,以综合性调整为主。立法地位应当与《水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专项法律一样,属于一般性法律,以《宪法》为根本遵循,以《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为立法指导,以《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的规定为方法支撑。因此,要在相关的法条设立与其他法律衔接的立法指引接口,以体现其综合性和协调性。

黄国超的自信和坚持不是没来由的。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和一般的水稻种植相比,通过养鱼除草,节约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力成本,亩产水稻可达600斤以上,亩产鱼200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超过1万元。今年是黄国超的水稻和稻花鱼对外销售的第一年,凭着多年来在朋友圈中积累的良好口碑,尽管目前离水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他今年种的水稻已有了不少订单。

关于立法目的,加强山水林田湖草、上中下游和水上、水面、水下、水底的综合协调管理,改善长江流域的总体生态功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与水平。

“稻鱼共生”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不止这些,黄国超还有一个“大计划”。稻花鱼有全红、大花、麻花等多种颜色,虽然不是观赏鱼,但有一定观赏价值,尤其受到小朋友的喜爱,不少孩子把它们当成金鱼饲养。黄国超计划发展农旅结合,推出“张网捕鱼”、“浑水摸鱼”等旅游项目。为此,他精心设计了一颗谷粒“骑”在鱼背上的卡通图标,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并在稻田边种满了鲜花,这些举措一下子“吸粉”不少。此外,黄国超今后还想在稻田里养一些螃蟹和小龙虾,这样又能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除了自己赚钱,我还计划把鱼苗提供给其他水稻种植户,带动乡亲们致富。”

关于立法思路,按照特殊的现实问题、特殊的立法目的、特殊的方法开展立法。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思维,那就是一出现问题,就习惯性地批评立法有问题。对于长江经济带出现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问题,是执法不严造成的,可以完善配套的考核等机制,促进严格执法;是立法不健全造成的,要系统地梳理现有的法律有哪些方法上的欠缺,然后针对性地建立可操作的特殊方法,即以特殊的体制、原则、制度、机制、责任予以解决。

例如,基于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定位开展差别化考核,解决一些生态保护区域以环境为代价追求GDP的问题;基于国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可以建立长江流域自然资产管理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的模式,替代传统的一些监管方法。当然,把现有的法律调整方法予以整合,也是立法创新,体现立法的特殊性。

关于立法方法,为了保证实施力,建议以管区域、管行业为主,尽量依靠现有的专门法律管企业,为此可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执法和应急联动体系、综合监测体系,信息共享体系、流域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体系、统一和协调的司法体系等,不要复制《水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已有的规定,也不要全部推翻这些法律设立的法律制度另行设立全新的制度。为了保障实施效果,还要完善上述法律法规等,让它们发挥更好作用,在各自的调整领域打好生态环境法治基础。

2 建议围绕七方面加强立法设计

一是宣布国家关于长江保护的方针和政策。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护的原则。

二是处理全局和属地的关系,即处理好流域生态建设、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的整体性和属地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流域监管和属地监管的关系,设立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是处理好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保护联动问题,从“三江源”到上海,从干流和一二级支流到大型湖泊,采取信息共享、市场准入、产业结构集聚规划、生态补偿、污染应急、水坝修建论证等措施。

四是处理好水量、水质和水生态的综合保护关系,水量、水质是根本,水源地保护是重点,水土保持是基础,生物多样性是保护成效的表征。

五是处理好工业、农业、服务业(交通等)的绿色化,城镇和乡村建设的绿色化。

六是协调流域的生产、生活、生态关系,把水、草地、湿地、国家公园连起来,防止生态碎片化。

七是体现地方立法的协同化与协调性,可以通过挂牌督办、中央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等措施,提升权威,震慑地方保护主义;促进流域执法与地方执法的标准、尺度、方法的协同化,促进流域司法和守法的一致性。

3 具体制度建设上还有哪些考量?

在管理和监督体制方面,按照流域监管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建议设立协调性议事机构长江保护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生态环境部。同时建议设立单列的综合执法监察机构和监测机构。

为了防止部门监管分割和国家投资的重复化,提升监管的综合绩效,建议组建长江流域综合执法队伍,开展包括水资源、水污染、水生态、水运输、矿产资源开采等方面的综合执法;建议统筹开展长江水量、泥沙、水生态、水环境的综合监测,可考虑不要全盘推倒重新构建,毁掉已有的工作基础和优势。

另外,建议加强人大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要求政府、检察院、法院每年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专门汇报综合保护的情况。

在制度建设方面,重点解决区域、行业、部门职责和工作的相互打通问题。

一是在信息共享方面,《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为部门间信息共享树立了一个榜样,《长江保护法》应当有所作为,解决部门间水质和水量信息不共享的问题,解决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信息不共享问题。

二是对于有跨区域环境影响的工业园区的建设问题,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的区域沟通,加强区域特色产业的协调管理,如长江中下游水质中磷超标问题突出,主要是长江流域一些城市的磷化工产业集聚,历史遗留的磷石膏堆场存量巨大,新增的量也大,须从全流域的角度建立统一的规划管控制度和产业准入制度,予以规范解决。

在执法和司法方面,按照流域设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和综合执法队伍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流域管辖和属地管辖的关系问题。流域分为一级、二级甚至三级、四级支流,管辖的范围往上溯源到底有多远才算科学,需要界定,否则一些省市县的生态环境执法和司法,基本上都属于流域监管机构,流域监管机构可能会忙不过来,管不了也管不好。

建议针对长江流域的一、二级甚至三、四级支流,采取分级监管和分级司法。

此外,要解决经费欠缺的问题,建议设立专项经费,如设立长江流域的公益保护基金,专门用于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修复。还要建立流域地质灾害预防预报制度,提高保护的科学性。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常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