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动生物生活在世界上最干枯的沙漠地带,即美国内华达州死亡谷。在这片死亡谷里有一个深藏于地下15米的小型水池。而这种生物就生生活在这片水池里。它们就是魔鳉,一个从不与外界接触,堪称世界最与世隔绝的生物。

以前看过不少关于“哄抢”的新闻,昨天看到的一则最特殊:湖北襄阳崔家营航电枢纽大坝附近,最近聚集了数万斤洄游产卵受阻的鱼,一些当地人趁机哄抢群聚于发电机泄水渠内的鱼,有人一天最多抢了五六百斤。据报道,当鱼群大量洄游至水电站附近,如果发生过度捕捞或哄抢行为,会极大地损害渔业资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渔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严峻局面。渔业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产量少,质量差,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吃鱼难”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渔业设备落后,生产效率很低,渔业社队负债累累。1978年全国渔业劳动力平均负债240元,而当年全国渔业人均收入只有93元,劳均收入269元,渔民生活十分贫困。

魔鳉通常只有2.7厘米长,放在人类s手上根本不够看。虽然不大,却是大自然伟大的创造。因为它们一直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哄抢是个人素质不高的表现,任何形式的哄抢行为都必须批判和制止。不过,对于保护渔业资源来说,制止哄抢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崔家营大坝鱼类洄游通道不畅的现状,让汉江鱼群能顺利洄游产卵。从长远看,要恢复可持续发展的渔业生态链,建设鱼类洄游通道应成为水电站建设的标配。

40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也是世界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国。中国水产品产量从1989年起连续28年稳居世界首位,2017年总产量达6445万吨,占世界水产品产量1/3以上。水产品市场供应丰富多彩,高中低档水产品,鲜活、冷冻、小包装水产品都应有尽有。最近,我到超市看到1斤活蹦乱跳的白鲢只卖1.99元,买1斤西红柿可换购2.5斤活鲢鱼,这在过去都不敢想象的。当然,高档水产品1斤几十元、几百元的也有,1斤淡干海参可卖到几千元。如今的渔村经济面貌和渔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452元,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渔业成为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渔业产值占大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解放初期只占0.2%、改革开放初期的1.2%,到1996年起就超过10%。现在,一些渔业重点省如浙江、福建、江苏、广东、海南的渔业产值已占大农业总产值的20-30%,成为大农业中名副其实的大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中这个水池的面积大小只有6米长3米宽,但这小小的环境是魔鳉摄食和产卵的唯一场所。要知道,美国内华达州的死亡谷以酷热和干旱闻名于世,夏季温度常高达50摄氏度,极度干旱时湿度甚至接近零,环境极其恶劣。

洄游是鱼类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性,很多鱼种会在不同水域空间进行周期性迁徙。然而,修建水利水电工程等人类活动,将鱼类洄游的路线粗暴地截断,中华鲟、白海豚甚至因此陷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建设鱼类洄游通道,是将人类活动对渔业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渔业之所以能取得高速发展,究其最根本原因和最大动力,就是坚持一条方针,放宽两项政策,开拓三个发展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依靠科技支撑和法制管理的保障作用。

但在冰河时代,这里水系纵横。个头不大的鳉鱼,从冰河时代起就栖息在此处,生物学家称其为“进化奇迹”。当人们第一次发现水池里的鳉鱼时,显得无比惊讶:“看啊,这种地方竟然有鱼,太不可思议了。”

很多西方国家都很注重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欧洲早在300多年前就有鱼道建设和鱼类洄游通道恢复的记录,每条河流的鱼类洄游通道恢复目标都写进了《欧盟水框架指令》。相比之下,我国的鱼类洄游通道工作起步较晚——始于1958年,且原本数量不多的洄游通道中,有不少已因运行效果不理想而遭到废弃。

明确并坚持“以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

6万年来,“魔鳉”战胜了冰河时代的严寒,忍住了沙漠气候的酷热,在死亡谷魔鬼洞日益缩小的栖息地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它们的数量从三位数一只下降到仅仅只有37条。

欧洲杯线上买球,检索当地媒体报道可知,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崔家营航电枢纽大坝,在设计方案中就考虑到了生态保护问题,而且建成了当时湖北省内第一条鱼道。但从最新的报道来看,该水电站的鱼类洄游通道似乎不够畅通。一个几年前规划建设的新水电站尚且如此,各类江河上的老旧水电站的情况恐怕更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之前30年,我国渔业发展一直以捕捞天然资源为主。1950年全国水产品产量只有100.8万吨,几乎全部是捕捞产量。1956年国家成立水产部之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渔业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渔业生产是以捕捞为主还是以养殖为主的问题。世界发达国家的渔业,都是以装备优良的捕捞渔业为主,中国要走哪条路子,就已开始了争论。1958年7月,原水产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文华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养捕之争》的文章,提出宜养则养、宜捕则捕,但就全国来说,渔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并不明确。实际上,由于捕捞天然资源成本低、见效快,“养一年不如捞一网”的传统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以捕为主”的局面,捕捞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左右,高时占85%以上。由于捕捞强度一直超过资源再生能力,资源利用过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全国水产品产量一直徘徊在450万吨左右,全国人均水产品只有4.5千克,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呼声很高,市场供应难以改善。直至1982年,北京市春节凭本凭票定量供应的20种主副食品中,水产品排在首位,规定每人供应1斤,并规定供应时间为1月16-25日。

为了保护魔鳉不被不被灭绝,当地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在水池旁周围设置围栏架。让人类的行为尽可能的不伤害到它们。

鱼类洄游通道是保护渔业资源的关键。比如,汉江曾在几年前试行捕捞权拍卖制度,严格控制过度捕捞和杜绝电打鱼。而崔家营大坝的鱼类洄游通道不畅,大量鱼群无法洄游产卵,让渔业资源保护工作的成效大打折扣;再比如,宜昌曾在长江进行中华鲟流放活动,但绝大多数都被拦在了路上。

1979年2月召开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系统总结前30年渔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端正渔业工作指导思想,确定了“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提高产品质量”三个产业调整重点,并明确今后产量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发展养殖。

同时也修建了建有应急的供水系统,以及培育研究实验室。一个科研人员这样说:“魔鳉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型浴缸里,为了保护它们,你不能移动鱼缸,只能改善池水环境。”

汉江鱼群在水电站附近遭哄抢,仅是渔业资源保护困境的一个缩影。吸取一些珍稀鱼类在内陆江河中绝迹的教训,需要有关方面将建设鱼类洄游通道作为一项硬指标。前不久,《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已获通过,其中规定建设项目要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期待新规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让鱼类洄游产卵之路更通畅,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开展“普查”,及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文件,进一步明确“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从此,“以养为主”成为我国渔业发展中具有长期性的指导方针,也成为我国渔业发展中的鲜明特色。养殖产量快速增长,很快丰富了市场供应,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用三、五年时间解决我国“吃鱼难”的奋斗目标。从1988年开始,养殖产量超过了捕捞,实现了“以养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渔业国家中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如今,水产养殖产量已占总产量的76%左右,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0%以上,成为我国及世界渔业的大头。

然而对于魔鳉的繁衍工作却遇到了困难。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保罗·巴雷特说:“近些年鳉鱼数量离奇地减少,令生态专家一筹莫展。这也许是鳉鱼本身基因的问题,导致繁殖困难,不过确切原因还不得而知。”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使我国沉睡千年的荒滩、荒水变为生机勃勃的“聚宝盆”。40年来,我国渔业发展一直遵循这个方针,再未争论过。实践证明:“以养为主”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是一条发展中国渔业的正确道路。

巴雷特又说到,“它们已经生存了6万年,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灭绝。”而这最后的37条是该生物种最后的繁衍数量,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这意味着,魔鳉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生态学家呼吁,人们应该对魔鳉注重起来,他们虽小,却与庞大的北极熊一样重要。

2020欧洲杯买球app,放宽两项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渔业生产力

(来源: 趣闻探秘者)

一是放开渔业经营管理体制。中央5号文件明确了养殖业承包大户及捕捞业以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合法性。养殖生产允许实行个人联产承包,并允许承包大户雇工和合股经营;捕捞生产允许包产到船,以船为基本核算单位,也允许把船网工具折价归船上渔民所有,以调动渔民爱护船网工具和扩大投资再生产的积极性。此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渔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有新的调整和发展,出现了新的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体制,推动了渔业生产的新发展。

二是放宽水产品购销政策。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对水产品一直实行统一收购和派购政策。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水产品的购销政策逐步放开,1985年中央5号文件规定:“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并规定产供销、渔工商、内外贸可以综合经营,使水产品成为我国大宗农副产品中率先实行市场调节、多渠道经营的产品。渔民可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也允许生产者长途运销。从此,水产品市场鱼多了,品种丰富了,质量也提高了,消费者可以随意选购,渔民的收入也明显增加了。水产品购销政策改革的成果,也为其他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这两项政策的实施,为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体制环境和激励机制。

开拓三个渔业发展空间,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增殖放流和休闲渔业,使之成为渔业大产业

远洋渔业

改革开放后,我国就开始积极探索远洋渔业的发展路子。80年代初就成立多个调查组,分赴各国进行实地考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1983年5月召开的全国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远洋渔业在近期内要有突破”。1985年中央5号文件又出台了多项扶持远洋渔业的优惠政策,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于1985年3月组成了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渔场作业,实现了我国远洋渔业“零”的突破。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远洋渔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如今已拥有远洋渔船二千多艘,年产水产品200多万吨,成为同40多个国家开展渔业合作的大产业,为我国渔业的发展和改善市场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增殖放流

在积极发展外海、远洋渔业,大力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增殖放流事业。我国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江河湖库开展小规模的增殖放流。八十年代开始延伸到近海,首先从黄渤海区的对虾增殖放流开始。为了解决放流资金,在1983年开征“黄渤海对虾资源保护增殖基金”的基础上,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此后,渔业增殖放流在全国各省普遍展开,并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增殖放流领域从大江大河、湖泊水库到沿海各地,放流品种包括各种优质鱼虾贝藻及海参、鲍鱼等海珍品近百种,使之成为渔业一大产业,对修复日益衰退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休闲渔业

我国休闲渔业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提上议题。1999年10月,在《面向21世纪——全国渔业经济研讨会》上,我根据当时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有些养殖场出现了连年亏损,而有些城郊养鱼场结合生产整治环境,开辟了游钓休闲和餐饮美食等第三产业,提高了经济效益,很快扭亏为盈,“一根钓竿救活了一个渔场”的启示,并参照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发展休闲渔业的经验,在会上提出了应积极发展休闲渔业的议题,并做了《发展休闲渔业,振兴渔区经济》的专题发言,引起了渔业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次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渔业工作会议上,开始把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写入会议主旨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第一次由国家渔业主管部门提出发展休闲渔业问题,此后年年成为渔业专业会议讨论的内容。经过近一二十年的努力,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我国休闲渔业成为异军突起的新产业。现在,休闲渔业已遍布全国内陆水域、海洋,从游钓休闲娱乐、餐饮美食发展到观赏水族、海底观鱼等各领域,有力地带动了渔区渔港旅游观光及钓具、钓船等渔机渔具工业及有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促进了渔区、渔港环境整治建设和渔文化交流的开展。2017年休闲渔业产值已达764亿元,和养殖、捕捞、增殖、加工流通一起成为我国渔业五大产业之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渔业系统的同志上下一条心,认真贯彻落实党对渔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开拓进取,为改变我国渔业落后面貌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的来说,这些年渔业发展都比较顺利,年年都有新进步、新变化。

当前,在我国渔业进入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的新的关键时期,在实施渔业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深入研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新老问题很多,比如:推进渔业现代化管理,需要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培育和建立适应渔业各产业特点的新的渔业合作主体。实现渔业现代化,需要加快科技进步,运用高新科技装备来改造传统渔业。压缩捕捞渔业强度,需要开辟多渠道安排新老渔业劳力出路。推进渔港转型,需要建立以渔港经济为依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模式,让渔港渔村焕发新活力。适应市场需求,让人民吃好鱼、吃健康鱼、吃放心鱼,需要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生态环境,并加强管理。发展增殖渔业,需要强化生态环境的整治和渔政管理,提高增殖放流效益。实施渔业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渔村卫生环境整治,推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提高渔村渔民文化、文明素质。发挥我国渔业优势,让中国渔业健步走进“一带一路”,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多方位、多产业的对外渔业合作,提高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和培育新典型,开拓新思路,制定新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个解决。

做好我国渔业渔村工作,大政方针、目标已定,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也很明确,只要把准方向,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加快实现我国从渔业大国迈进渔业强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