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28日电

4月22日,中山市一名50多岁男子下河电鱼时不慎触电,附近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穿黄色上衣的男子躺在河涌边的泥地上一动不动,旁边还有电鱼的工具,电鱼机的电线一直延伸到水里面。在确保河涌水域无电的情况下,消防员沿河边的梯子爬到该男子所在位置,众人合力把男子抬上岸,随后将现场移交到公安部门和120处理。经证实,该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近期,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依法制定出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合理划定水产养殖区、布局限养区、明确禁养区,集成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到2022年建成2500个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压减内陆和近海捕捞强度,科学划定江河湖海限捕禁捕区域,建设海洋牧场和渔港经济区,打造海外渔业综合服务基地”等

“我们养殖产量和养殖面积均位居世界前列,但随着水产养殖业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趋凸显。”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余国东呼吁,要根据我国水产养殖行业发展趋势、养殖模式、养殖尾水排放特征等,从源头到末端,全方位完善水产养殖标准体系。

(南方都市报)

《规划》发布为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渔业强国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监督管理局将会同全国渔业系统,围绕《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坚持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目标不动摇,深化渔业改革开放,不断创新体制机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长期从事生态环境管理,余国东在工作中发现,目前水产养殖已成为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一是在推进养殖业绿色发展上下功夫

“按照现在要求,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应满足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也就是化学需氧量20mg/L、总磷0.2mg/L;但事实上,部分养殖者并未做到。”余国东在重庆市内选取了两片主要养殖区域进行了监测——大足区濑溪河养殖水域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4~63mg/L,总磷浓度为1.34~4.55mg/L;巴南区鱼溪河相应的值分别为54.8~56mg/L、2.1~11mg/L。“这些数据均大大低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推进水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编制工作,主产县于2019年上半年完成发布,省级和应编制湛江湛江市级规划的于2020年底前完成发布。

究其原因,余国东指出,部分养殖者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往往选择高密度、高产量的养殖模式。而这种模式要求在养殖过程中提高饵料的投放量,同时为了防治各类病害,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杀菌剂、抗生素等渔药,甚至还会投放促进鱼类产卵和生长的激素类药。“这些残饵、粪便极大的增加水环境负荷,一旦超过水体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养殖水域严重污染;同时另一部分还会富集在水产品体内,造成水产品药物残留超标,影响食品安全。”

加快发展现代水产种业,推进联合育种和育繁推一体化进程,深入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积极推广池塘工程化生态养殖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开展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装备和集装箱养殖试验示范。

仅鱼塘污染了还不算结束。由于大部分养殖者往往不采用循环水养殖和水体净化技术,鱼塘的废水经常直接排放到河道中,又直接加剧了整条河流的污染。

积极改善养殖水域滩涂环境,推进养殖用水循环使用和尾水集中处理,实现尾水达标排放。

事实上,国家已经制定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但这个标准还不够严格。”余国东告诉记者,即使按照此标准达标排放,以总磷浓度限值为例,尾水仍属于劣Ⅴ类水质。

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三鱼”等重点品种监管力度,将“水环境改良剂”等非规范渔药纳入兽药监管。

当然,这个标准的制定有其历史沿革。渔业水质标准发布于1989年,当时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常规污染因子浓度限值均未在此标准中明确;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属推荐性标准,并未要求强制执行。

健全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加强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完善渔业官方兽医队伍,将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试点扩大到苗种主产省。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行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需求了。”因此,余国东建议,目前亟须从源头到末端,全方位完善水产养殖标准体系。

二是在推进渔业资源养护工作上下功夫

“一方面,结合渔业水质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等,制定养殖水域水质标准;另一方面,结合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养殖尾水污染物浓度、排放特征、对水环境的影响等因素,尽快修订出台养殖尾水排放标准。”他提醒说,在发展水产养殖时,要对养殖水域进行环境评估,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养殖密度、饲料和渔药投放量等;同时要求养殖者定期监测尾水排放情况,防止养殖尾水污染环境。

坚决打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攻坚战,2019年底前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2020年底前实现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水域常年禁捕。

坚决完成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改革任务。到2020年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2万艘、功率150万千瓦;将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减少到1000万吨以内。

坚决打好涉渔“三无”船舶和“绝户网”清理取缔攻坚战,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坚持实施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实现禁渔期制度全覆盖。加大增殖放流力度,继续组织开展放鱼日活动。

以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为重点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提升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水平,建立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长效机制,组织实施好中华鲟、长江江豚、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等重点物种国家保护行动计划。

三是在推进渔船渔港综合改革上下功夫

大力推进渔船渔港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出台渔港振兴指导意见。推动试行港长制,逐步实现渔业管理重心由投入管理为主向投入产出并重、渔业执法重心由海上执法向渔港执法转变,聚焦渔业生态保护、渔区振兴和安全监管目标,推行船舶进出渔港报告、渔获物定港上岸、渔业船员违法记分、渔获物可追溯绿色标签等制度,全面推进渔船渔港综合改革,实现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获、管安全,促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将渔港经济区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先选项,不断加大对渔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将渔港经济区建设纳入沿海地方政府的约束性指标进行目标责任考核,推进渔港经济区成为渔业新的增长点。

四是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上下功夫

以大水面生态渔业为抓手,推进渔业融合发展。突出大水面渔业的生态属性、美化效果、富民功能,把大水面生态渔业打造成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的样板。

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业,组织技术研发攻关,强化产地加工技术对接,努力在水产品精深加工、加工副产物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加快发展休闲渔业。继续加大品牌创建,形成一批休闲渔业精品,带动产业素质整体提升。同时结合人工渔礁、海洋牧场建设,大力发展滨海渔业旅游观光和体验。

五是在推进渔业对外开放上下功夫

推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稳定船队规模,提高质量效益,推动我国从远洋渔业大国向强国转变。

加快修订出台《远洋渔业管理规定》,坚持不懈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渔业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区域渔业组织谈判,加快推进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建设,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发南极磷虾资源。

继续加强渔业对外合作,开展欧美等渔业大国对话,巩固与东盟国家、澜湄国家渔业合作与水生生物保护成果,加大力度推动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加联合国可持续渔业决议磋商等国际渔业治理规则制定,维护和拓展渔业发展权利与空间。

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品品质,扩大出口,实现出口湛江湛江市场多元。

六是在完善优化支持保障体系上下功夫

强化依法治渔,加快渔业法修订进程,争取2019年底前报请国务院审议,2020年提请人大审议。

加强渔政执法队伍建设,推动合理配置渔政执法力量,构建权责明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渔业行政执法体系。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强化渔业政策支持体系,启动新一轮渔业油价补贴政策改革,研究提出政策改革方案,进一步深化渔港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创新保险支持方式,推动渔业自然灾害保险试点。

强化渔业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国家农业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作用,加强渔业重大基础前沿研究和重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谋划“十四五”渔业科技创新重点方向。发挥水产技术推广体系作用,做好全方位技术服务和支撑工作。